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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远神父本地化思想探微
发布时间:
2012-1-10 8:36:21

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

2011-2012学年 第一学期

学期论文(Seminar

 

 

雷鸣远神父本地化思想探微

 

 

 

 

 

 

 

 

 

 

 

 

 

作者:马宏斌修士

导师: 李景玺神父

2011125

 

目 录

 

引言 ……………………………………………………………………………  3  

一、雷鸣远神父生平简介 …………………………………………………  3

二、当时中国教会的处境 ………………………………………………  5

三、雷鸣远神父的本地化思想 ………………………………………………  6

四、雷鸣远神父本地化思想对今天的影响 ………………………………  9

五、结语 ……………………………………………………………………… 10

参考书目 ……………………………………………………………………… 11

 

 

 

 

 

 

 

 

 

 

 

 

 

 

 

 

 

引言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提倡福音应该本地化,这样才能使福音在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中深深的扎根,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光照,最终获得基督的救恩,因此笔者认为雷鸣远神父的本地化思想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

通过笔者对雷鸣远神父的传记、书信以及相关资料的阅读,目睹到他为中国的传教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超前的思想,值得我们当今的人去反思。

由于雷鸣远神父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对他 本地化思想研究的人很多,有关他思想的学术论文也不少,笔者对雷鸣远神父本地化的思想只是一个初探而已,或者更具体地说,只是一篇读后感罢了。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对雷鸣远神父的本地化思想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同时也阐述自己对本地化思想的一点浅薄的见解,以便与读者分享。笔者也希望雷鸣远神父的思想对今天中国教会的福传工作能够起到推动的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燃起福传的热火,让基督福音的旗帜在神州大地上飘扬,让基督救恩的喜讯满布于华夏乐土,使中华儿女得沾基督救赎之恩泽。

 

一、雷鸣远神父生平简介

 

雷鸣远神父(Vincent Lebbe),字振声, 于1877819出生在比利时冈城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自幼领洗,圣名味增爵。父亲费尔命是律师,母亲露易丝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雷鸣远神父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他是家中的长子,这也造就了他的领导才能。由于雷鸣远神父受到家庭良好的教育,所以对于他个性的塑造与成长都赋予了积极与正面的影响。在雷鸣远神父十一岁那年,是他生命中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的重要时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法国传教士董文学在中国的福传殉道史和神洲美丽风光的图片,因此激起了他热爱中国大好河山和到中国去传教的决心。为了让中国人能听到福音,他离乡背井去巴黎并于1895115加入遣使会。[i] 1901年春天,24岁的雷神父离开欧洲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他来到中国后就积极地在言语和行动上做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由于他对中国有一颗赤诚的心,因此他非常热爱中国。可是,当他来到中国以后所看到的中国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完美,所以,这对他以后的生活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雷神父来华那年,正是八国联军侵华的第二年,当他看到这些不平等的条约之后,极为愤慨,同时他也反对当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歧视和对中国神职人员与教友的不平等。当他看到这些时,在他的内心便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我的作风要和他们的作风不一样。于是,他便决心要站在中国人这一边。为了更好的为中国人服务,他开始学习中国话、写毛笔字、穿中国服装、吃饭不用刀叉而用筷子,并带着极大的兴趣了解中国的不同风俗与习惯。在他来华的第二年(1902年),他在北平被晋升为司铎。1911年他在天津传教并创立了《广益录》,四年之后被改为《益世日报》,在第五年他又增刊出版了《北平益世报》。

有关中国与基督的关系,他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内心遭受了很多次打击与刺痛,但是他相信圣经上的话必要实现:“那含泪播种的人,必含笑获享收成。” (咏1255)同年在比利时他又创立了《辅助传教会》。

1927年雷鸣远神父应孙德桢主教的邀请,再次来中国传教,并在这一年他被准许加入中国籍,久居天津,此时人们可以名正言顺的称他为天津人。除了高鼻子、蓝眼睛无法修改外,其它与中国人无异。其实他早已是一个中国人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要看我的鼻子(用手指鼻尖),不要看我的眼睛(指右眼),要认透我的赤心(附胸),我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ii] 1928年他在安国创立了中国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并在1929年创立了《德来小妹妹会》。

1933年雷神父参加长城之战,1936年参加绥远战役,他亲自率领修士和教友到战地抢救伤兵,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对“耀汉”和“德来”两个修会的会士发出总动员令,并率领教友600余人组织“救护队”、“野战医院”和“战地服务团”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工作。与此同时他先后创办《大家看》、《督导旬报》和《北原战报》等,[iii] 同年他又创立了《鸣远女子服务团》在全球各地服务教会与社会。雷神父的神修纲领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简称:“全、真、常”)。1940年春国共发生冲突,39被共产党扣留,417获释,58当他抵达洛阳时已病危,614飞往重庆,并于624安息主怀。他的遗体被安葬于重庆歌乐山,享年63岁。[iv] 蒋中正对雷神父这样评价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v]

 

二、当时中国教会的处境

 

当雷鸣远神父来到中国以后,他看到中国的处境极其恶劣,他深深的体验到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侵犯,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简直是一文不值,因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所以使中国这片土地也遭受到摧残和蹂躏。也正是由于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所以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教会内部。当雷神父看到这种情形时,他那份爱中国的心再一次地被激活,使他更加的热爱中国。由于他内心那股正义力量的摧迫,所以他再次发出呐喊:“中国归中国人!”                                      

当时由于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中国已经沦落成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可是从宗教方面来看,在这以前中国的处境要比这半殖民地的情况更加可怜。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欧洲的教育不论是国家还是宗教都改变了其原来的性质。本来传教士的使命是拯救人灵,可是由于受到西方列强国家那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也开始在思想方面出现了偏差。他们利用本国的武力或者说是政治力量来传教。更糟糕的是:有些传教士要求教友们要爱他们(传教士本人)的国家,并让教友们做他们国家的奴隶。早期来华的传教士,还把加入他们团体的(华人)会士连姓名都被洋化了。

除此之外,还有法国在中国保教权的问题,法国保教权是由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在起初,他们在福传事业方面的确有帮助中国教会的愿望。但在后来,由于保教权在实施方面已经与最初的愿望的大相径庭,背道而驰。对于中国人来讲,保教权已被染上了一层耻辱的色彩。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保教权已不再是为中国的福传事业而服务,反而成了法国借助福传之便利进行扩张的工具。当时中国人还看到法国在国内迫害宗教人士,而在国外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护他们。雷鸣远神父对保教权十分反感,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保教权应该让步于教会的利益,而不应使教会的利益让步于它……现在保教权已经成了一个阻碍,一个宣传福音极大的阻碍,应该设法废除它。”[vi] 他继续写道:“保教权是上层社会进入教会内部的阻碍,我听到许多人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很有份量。” [vii]由此看来,当时法国的保教权对中国教会来说,确实已经没有为教会服务和促进福传的作用了。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有碍于教会福传事业的发展。

当时中国教会的处境不仅如此,而且从中国神职人员与外国神职人员的待遇方面来说,也是有差别的。就拿用餐来举个例子吧,外国神职人员坐的是高凳子,并在大桌子上吃大餐,而中国神职人员坐的是低凳子,在小桌子上用餐。同样都是神职人员但是他们的待遇却是不一样的,层次很分明。就牧灵方面来说,当时中国神父只能做副本堂,而正本堂都是由西方传教士来担任,担任主教就更别提了,根本与中国人无缘。当时外国神职人员骑的是高头大马,当他们回来后还让中国神职人员给他们洗马,有时还让中国神父给他们喂马。

以上这些例子只是当时中国教会处境的一个缩影,不过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教会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状况下畸形发展。由这些具体的处境,我们可以想象到:作为一个加入中国籍的雷鸣远神父将会怎样看待并“医治”这些弊病呢?他又会怎样在中国传教呢?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去实践福音的精神并爱中国呢?

 

三、雷鸣远神父的本地化思想

  

“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不但是雷鸣远神父的一个口号,更是他推动建立中国本地教会,由本地神职人员作当家作主去建立一个传教区的本地化思想的浓缩。当他刚到中国时,根据北京教区的传教年鉴上对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外籍神父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九一零年全中国外籍神父的数目是一千四百零二人,一九二零年减少到一千三百六十五人,一九二五年又升为一千七百七十六人。关于主教,一九二四年五月第一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主教会议时,四十九位在中国主持教务的主教中,只有二位“监牧”是中国人,一位是会议前五个月匆匆的被任命,另一位则是会议前一个月刚刚被任命。由此可看出,当时中国教会的管理和福传工作几乎由外国神职人员(包括主教在内)来做。如果中国教会要很好的发展并且要搞好福传工作,那么就必须建立一个属于中国主教的圣统,这也正是雷鸣远神父来中国后的倾心愿望——只有中国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合,“中国人归基督”的理想才能实现。其实在教会的整个历史中都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本地的神职人员才能深入了解,并归化这个民族的灵魂,向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外国传教士所能归化的。

当雷鸣远神父的“本地圣职”思想提出之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才提出了这种思想:“教会以无限欣慰的心情,感谢天主在新皈依基督的民族中,把崇高的司铎圣召赐给了如此众多的青年。每当各种教友团体能从自己的成员中,有了主教级、司铎级、执事级的救人的本地职员,为弟兄们服务,教会便在这些人群中奠下比较坚固的基础,如此则新生的教会就逐渐以本有的圣职人员取得教区的组织。[viii]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梵二会议的精神与雷鸣远神父的本地化思想是同出一辙的,他那具有远见他的步伐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虽然他本地化的思想具有远见性,但是要推广并实施这个思想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包括主教在内,都认为:中国本地司铎,最多只能让他们担任副本堂。针对这种不正确的思想,雷鸣远神父发表了他的本地化思想——中国应建立主教圣统,好使中国能够“产生”正本堂和主教。然而,当他的这种思想发表之后,不但没有得到传教士们的认可,反而遭到了传教士们的反对,尤其是同会会士的反对,同时他本人也被排挤。由于这些传教士带有种族歧视,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被晋升为主教,有些传教士认为:由于中国圣职人员准备得不够,因此难以胜任主管教区的重任。由于雷鸣远神父所提出的“建立本地圣职”的思想遭到传教士们(包括主教在内)的强烈反对,再加之雷鸣远神父还一味地坚持并大力的推动这一思想,这样以来,便引起了传教士们更大的反感,因而他们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便使雷神父的愿望成为泡影。刚开始雷神父是副主教,然而现在他却被贬为副本堂。由于他很爱中国,并热切的期望中国神父能做正本堂或主教,所以他极力地推行本地神职的思想,但是却遭到了外国主教们的排挤,于是把他由天津调到正定,再调到河北省东南部的一个小村镇,之后他又被调到不懂当地语言的中国南方,最后被调离他所爱的中国,并勒令他返回欧洲。雷神父遭到这种不公平的调动与强迫返欧,很自然他心里十分难过,但是面对当时这种具体的环境,他也不得不听命。虽然他回到欧洲,但是他对关于建立中国本地圣职的信心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坚定,并尽其所能地完成他的理想。

在欧洲他一方面为旅居欧洲的中国留学生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他也找机会去罗马觐见教宗和传信部部长,向他们报告中国教会的情况。终于一个好机会来了,雷神父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拜见了传信部长王老松枢机主教(以后他们俩也成了好朋友),他和王老松枢机谈了好久,最后王老松枢机的结论是:“应该,应该,中国教会应该与其他教会一样。如果我对我们的地方没有这样作,我们到现在,恐怕还是外教人……,你给我几个名字,于是铅笔在我的口述下重新再写……”[ix] 从他的信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他本地化的思想得到了王枢机的认可,于是在二十八日上午他被允许去觐见教宗本笃十五世。当他们谈到关于中国人当主教的问题时,教宗对雷神父在中国的努力给予肯定并赞赏他将一些神父的姓名提供给传信部。下面是教宗和雷神父的对话:

“教宗:现在有神父配做主教吗?雷神父:是的。教宗:你对传信部长说了吗?雷神父:是的,圣父。教宗:给了他名字吗?雷神父:是的,圣父!教宗:好,好极了……”[x]

临走时教宗还给中国灾民捐献了十万里拉并对雷神父说:“我本来愿意多做一些,但是我终于把我的一块儿面包与中国穷人分享”。我们不难看出,雷神父的本地圣职思想也得到了教宗的肯定,同时也看出了教宗对中国教会的关心。虽然教宗本笃十五世肯定了雷神父的思想,并告诉他一定会任命中国主教的,令人遗憾的是教宗本笃十五世却早逝,最后祝圣中国主教的事却由教宗比约十一世来完成。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首批中国六位主教在罗马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自此中国才有了属于自己本地的主教,雷神父在参加祝圣中国主教的礼仪中喜极而泣尽。一九二七年当雷鸣远神父收到被新祝圣的主教孙德桢的邀请函,并让他重新返回他所爱的中国,在河北安国教区传教时,他十分高兴。一九二八年他便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男修会---“耀汉小兄弟会”(CSJB)。一九二九年他又创立了女修会---“德来小妹妹会”(CST),这两个修会专门为中国教会服务。此后,雷鸣远神父在他创立的修会中开始诵念中文日课并且亲自谱写了额我略调,让他的弟子们一起用本地的语言来赞美敬拜天主。雷鸣远神父为他所爱的中国教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正如他所说的:“我为中国而生,我来中国服务,是我的天职,是我的使命”。[xi]

 

四、雷鸣远神父的本地化思想对今天的影响

 

为了中国本地教会的建立,为了中国教会让中国人去管理,为了基督的福音能深深的扎根于中国土壤,雷鸣远神父献出自己宝贵的一生,从而使中国有了本地主教,成立了本地教区,建立了圣统制。作为生于中国,成长于中国,并在中国籍神父的手中接受了洗礼,借着弥撒圣祭和教理讲授使信仰不断深化的我们,对雷鸣远神父所宣讲与所做的一切,在内心表示万分的感激。当然只是感激还不够,我们还要从雷神父的思想与行动中,学习他的宝贵经验与传教方法,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在今日中国教会所处的这种具体环境下,教会应如何使福音本地化?关于本地化的问题,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已明确强调,尤其是礼仪的革新。不过梵二认为:福音的本地化应该与文化相关。 

笔者认为:如果要使福音本地化,那么我们必须努力地继承教会的传统,同时也要了解当地具体的文化。如果福音能进入到当地的文化中,那么福音才能浸润此文化,并圣化此文化,以便使文化福音化,也就是说,福音本地化了。这样福音的传播才有力度。当然福音的传播永远不能在一种“文化真空”中进行,它一定涉及到两种文化的相遇问题。第一种文化是福音的传递者,即:基督信仰;第二种文化是福音的接受者,即: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这也是西学东渐的意籍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和耶稣会士们为了让基督的福音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扎根所采用的福传方法。在笔者看来,在中国福传决不能忽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基督的福音完整的、持久的扎根于华夏文化中。如果这样做还有两方面的益处:第一,可以使那些生活在本地文化中,而对基督信仰陌生的人,更容易接近福音,也容易皈依。第二,当这些人皈依基督之后,他们不但能够感受到福音的价值与意义,而且能活出福音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会尝试着用本地习俗与文化来表达基督福音的喜讯。当然,文化所涉及到的内容很多,它包括:宗教、礼仪、经济、制度等。现在的问题是,在今日中国生活的人如何才能正确无误的听到基督的福音呢?这还要看今日中国社会的发展,从发展形势中找出与基督福音能会通的切入点,这样才能完成福音本地化的工作。但是,具体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当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他会很自然地寻求精神生活。就拿人们购书来说,在书店里聚集人数最多的地方还是在宗教类的书架前,而且年轻人比较多,这也说明他们喜欢看宗教类的书籍。因此,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形下,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听到福音,具体方法是,把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结合,来撰写文章,写书或办报刊,重视文字福传。笔者认为这正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也是目前本地化工作应做的事。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基督的福音带给不同层次的人,从而使他们能够聆听福音的教导,并按照福音的精神去生活。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急需要基督的福音,但是福音的精神要通过中国文化去理解与体悟,这样才能使福音真正的本地化,这也正如于斌枢机所说的:“中国必须基督化,基督必须中国化。”

 

五、结语

    

本文是笔者对雷鸣远神父生平及本地化思想所做的一个初步探讨。在对雷神父的思想研究之后,笔者十分敬佩雷神父的人格魅力,特别是他敢做敢为,不畏强势所吓倒的进取精神值得我们效法。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外国人为了使中国人得到信仰真理,并能使之聆听到福音带给我们的救恩喜讯,而舍弃自己舒适的环境,千辛万苦来到中国,渡着一种贫苦、被人误解、被人轻看、被人孤立的生活,直到爱至成伤的地步,竟然还这样说:“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则是死而不已!我去世以后还要为中国的复兴而祈祷”。[xii]

雷神父不但爱中国人,而且先使自己变成了中国人,并加入中国国籍。当我们看到雷神父为中国本地化教会的建立与发展,奉献自己的一生时,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同时我们也应步武他的芳踪,看清教会与时代信号,并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更好的引导教会和时代向前发展,从而使雷神父“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思想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继续作雷神父本地化工作的推动者,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基督博爱精神的民族,让福音的旗帜在中华大地上飘扬!

 

 

参考书目

 

l  曹立珊著,《春风十年》,台中:圣化月刊社出版,1977年。

l  曹立珊,赵雅博主编,《 雷鸣远 》,台中:耀汉小兄弟会出版,1977年。

l  圣经》,香港,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第七版,2008年。

l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文献》,上海:光启出版社,2005年。

l  曹立珊著,《雷鸣远与中国》,耀汉小兄弟会出版,1977年。

l  雷鸣远主编,赵雅博译,《雷鸣远神父专刊》,第19集,耀汉小兄弟会出版, 

1993年。

 



[i] 参阅:曹立珊,赵雅博主编,《 雷鸣远 》,台中:耀汉小兄弟会出版,1977年,第19页。

[ii] 曹立珊著,《春风十年》,台中:圣化月刊社出版,1 977年,第103页。

[iii] 参阅:曹立珊,赵雅博主编,《 雷鸣远 》,台中:耀汉小兄弟会出版,1977年,第23页。

[iv] 参阅:曹立珊著,《春风十年》,台中:圣化月刊社出版,1 977年,第503页。

[v] 曹立珊, 赵雅博主编,《 雷鸣远 》,台中:耀汉小兄弟会出版,1977年,第59页。

[vi] 雷鸣远著,赵雅博译,《雷鸣远神父专刊》,第19集,耀汉小兄弟会出版,1993年,第13页。

[vii] 同上,第13页。

 

[viii]《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文献》,上海:光启出版社,2005年,第383-384页。

[ix]  曹立珊,赵雅博主编,《雷鸣远 》,台中:耀汉小兄弟会出版,1977年,第129-130页。

[x] 同上,第132 页。

[xi] 曹立珊,赵雅博主编,《雷鸣远 》,台中:耀汉小兄弟会出版,1977年,第54页。

[xii] 曹立珊,赵雅博主编,《雷鸣远 》,台中:耀汉小兄弟会出版,1977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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